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我们国家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取得优势的关键，是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必然要求。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科学技术创新命题，也是社会组织与体制改革命题。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推动生产关系的重大变化，生产关系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配，就能够有力地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从历史经验看，相比于生产力发展而言，生产关系的变革往往是滞后的，在新的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旧的生产关系往往是发展阻碍。我国需要立足长远，以战略眼光改革生产关系，促进新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政府、市场与个人都需要热情参加生产关系的改革。

  高效的政府主导的有组织科研，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源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为研制战略武器开展了“曼哈顿工程”、“雷达工程”等大型科研项目，塑造了“大科学”的研究传统，以大工业生产的管理模式为基础，形成了高效的现代科研组织体系。冷战开启后，美苏双方展开了以空天科技为核心的激烈科技竞赛。苏联通过强力的国家计划体系和研究院体制第一次将人造地球卫星、人类和空间站送入太空。美国更是通过“阿波罗计划”、“航天飞机计划”等大型政府科研计划将大学和企业实验室的科研人员有效组织起来，创造了人类登月的奇迹。“阿波罗计划”的成功推动了人类科研的跨越式发展，当今社会人类所依赖的计算机、电子信息、半导体、全球卫星定位等技术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相关研究项目。冷战结束后，全球范围内的国家主导有组织科研慢慢地减少，高质量原始创新成果相较冷战时期明显减少。原始创新成本巨大，往往需要国家前期巨额投入进行铺垫，再进一步通过军民融合等方式走向市场。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样通过“大科学”的方式获得过“两弹一星”等重大科学技术成就。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以国家为主导的有组织科研是突破“卡脖子”关键技术的重要保障，也是向社会输送原始创新成果的重要基础，一定要通过任务牵引、定向委托、“揭榜挂帅”等方式，发挥制的组织优势。

  有活力的科技市场化应用，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基础。人类历史上的三次科技革命，都是先进科技成果大规模市场化应用的产物。蒸汽机的原理还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中的大规模市场化应用才释放了磅礴的生产力。19世纪是电学理论蒸蒸日上的时代，而电力革命则依赖于西门子、爱迪生等发明家的创造与市场应用。冷战期间，更加善于利用市场力量将前沿科技民用化的美国带动了第三次科技革命。当今时代，人类正处于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前夜，如何发挥我国大算力的基础优势，将AI、新能源、新材料等前沿科技做到合理市场化应用，是我国生产关系改革的核心命题。当今时代，科技的市场化应用往往需要高质量的金融体系提供资本支撑。资本发展的核心逻辑在于增殖，而不在于支持生产力发展，如果金融市场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甚至会抑制和阻碍生产力发展。这就需要我国探索建设完善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金融体系，鼓励科技发展，支持金融创新，做好监管，为科技市场化应用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保障。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与政府科研攻关的过程有明显不同，需要紧跟市场形势随时调整科研组织方式。要进一步激发高校、体制内科研院所科研人员的成果转化积极性，合理设置科研考评指标，灵活配置科研人才，为成果转化提供优良的制度供给。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全民的综合科技素养提出了新的挑战。自第一次科技革命以来，历次生产力的重大飞跃都对当时的人民生活形成了重大冲击，人民的知识体系难以迅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必然难以迅速形成新的生产关系，那么旧的生产关系就会成为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在蒸汽机迅速普及的时代，传统纺织业从业者曾经试图以破坏蒸汽纺织机的方式抗议他们的工作被取代。在汽车开始普及的时代，英国马车司机曾经集体抗议汽车影响工作机会，导致英国抑制汽车发展的立法短期出台。近年来我国互联网产业快速的提升，同样产生了一大批知识体系难以适应信息时代新业态的群众。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进程，同样是人民群众不断学习适应生产力发展调整自身知识结构的进程。无论是参与新科技、新产业的发展，还是在生活中运用新科技成果，都对个人的综合科技素质提出了更加高的要求，终身学习需要成为一种习惯。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正在逐渐孕育新的科技革命，我国有望成为第四次科技革命的策源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带动生产关系的深度变革。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我国需要主动改革生产关系，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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